回顧過往，如果我們試圖找出一些脈絡，或許可以說，歷史的發展從來就不是線性的過程，相對的，它更像是季節的更替、輪迴，一種類似階梯距齒狀的轉變。
大概在幾個月前，我提到了一個歷史必然論的概念，主要是因為在這幾年我意識到文化發展作為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石，是必須超越社會事件、物質生活與經濟發
展才能繼續前進，所有的事件、物質與時間的推演背後必然隱藏了另一深層的意義。而這一意涵其實正是所有內部、外部力量折衝妥協的結果，所謂的歷史必然所指
的即是個人身處在一個時代之中對於社會、民族、國家這些大體制下所產生的對應。但這並不是一種宿命論的說法，更不會刻意忽略歷史事件的偶發性，而是說有時
當我們回頭審視這些過去歷史時，會發現人類文明的建構是存在一個結構性的框架與各方勢力的消長。
基本上，必須說這樣的概念是源自結構主義對於文化、藝術的看法。大體上，從18世紀初葉西方工業革命開始到早期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歷程，再到20世紀初期資 本主義的快速興起，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已經進入一個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及超極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的金錢結構。我無意為各位複習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而是想點出在這些多方勢力的夾殺 下，文化發展是如何的被犧牲，甚至是出局落沒的狀況。
李維史陀在1955年出版的《憂鬱的熱帶》一書中提到一個他對未來世界文明的憂心，那就是到最後全世界人們都只過著一種文化面貌，一種生活形態，那就是在 西方文化強勢殖民傳播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只不過在後資本主義社會，金錢遊戲與各商業經濟活動的入侵更助長了這樣的態勢，我不知道西方社會會有怎樣的發展， 但至少在台灣，由於消費主義、工具理性與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當道的結果，所有人變成只是一群消費者，能夠消費全世界任何地點、任何文化所生產的任何東 西，而失去了一切的原創性。李維史陀擔心文化之間過度的交流會讓文化發展的自體性喪失，現代的傳媒與行銷手段更加速了這樣的交流，在大國至少還有許多腹地 去吸收、內化這樣的衝擊，然而在台灣這樣地狹人稠的島國，文化產業甚至是其它產業都像是大漢溪上乾枯的河床，而資本主義就像是颱風一般，每次的刷洗或許帶 來充沛的雨量，但更多時候它是呈現破壞及長時間乾枯的狀態，只剩下的就只有淺困在角落的溪魚、溪蝦試圖奮力的浮游。
我無意指責任何人，但事實上現實面就是如此運作的，歷史的必然在後資本形成M型化曲線時，這樣的體制更加鞏固社會階層的流通，熱錢都在那裡，在資本市場上 流竄，但很少會注入到文化產業，而每當新世代次文化試圖對抗衝撞現存體制時，敗退下來的次文化族群所遺留的空缺，往往就被資本市場的自由經濟邏輯給取代， 說白了，就是消費主義下的消費行為，而這樣的經濟消費卻通常只停留在食衣住行的範圍。文化藝術必須量化後在市場上秤斤秤兩、逐字逐篇地販賣，然而文化藝術 背後遠超過量化商品蘊含的意義則逐漸消失殆盡。很不幸的，這樣的現象似乎開始成為一種因果輪迴的松鼠輪圈，許多人費力的向前跑，到最後卻發現仍在原地輪 轉。文化的種子每當試圖發新芽時，就被無情的商業線時給踩扁。
所以當我們開始追問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產生文化的自體性發展？尤其在台灣這樣以資本主義思考的經濟模式，與傳媒資訊的大量快速流通，如果我們將視野拉到 兩萬公尺上空以通訊衛星的角度來看，會發現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其實是避免不了外來文化勢力的入侵，早期漢人移民、荷蘭人、日本人、二次大戰逃難的難民、新 住民等等，而南島語系則又似乎從台灣開始向遼闊的太平洋遷徙，換言之，在這島嶼上，我們無法避免也無法阻止季風的吹襲，事實上，我們需要季風的吹襲，同時 也需要知道這個世界上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事。
然而，這樣是否就喪失了文化的主體性？或者再擴大一點範圍，那就是整個台灣自身文化的正當性問題：那就是當我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不斷引進外來文化的同時，這塊土地除了成為各種外力文化殖民角力競逐的場域外，是否我們還能保有具有主體性的文化發展？或許在每一次的文化探索當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基本上，必須說這樣的概念是源自結構主義對於文化、藝術的看法。大體上，從18世紀初葉西方工業革命開始到早期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歷程，再到20世紀初期資 本主義的快速興起，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已經進入一個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及超極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的金錢結構。我無意為各位複習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而是想點出在這些多方勢力的夾殺 下，文化發展是如何的被犧牲，甚至是出局落沒的狀況。
李維史陀在1955年出版的《憂鬱的熱帶》一書中提到一個他對未來世界文明的憂心，那就是到最後全世界人們都只過著一種文化面貌，一種生活形態，那就是在 西方文化強勢殖民傳播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只不過在後資本主義社會，金錢遊戲與各商業經濟活動的入侵更助長了這樣的態勢，我不知道西方社會會有怎樣的發展， 但至少在台灣，由於消費主義、工具理性與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當道的結果，所有人變成只是一群消費者，能夠消費全世界任何地點、任何文化所生產的任何東 西，而失去了一切的原創性。李維史陀擔心文化之間過度的交流會讓文化發展的自體性喪失，現代的傳媒與行銷手段更加速了這樣的交流，在大國至少還有許多腹地 去吸收、內化這樣的衝擊，然而在台灣這樣地狹人稠的島國，文化產業甚至是其它產業都像是大漢溪上乾枯的河床，而資本主義就像是颱風一般，每次的刷洗或許帶 來充沛的雨量，但更多時候它是呈現破壞及長時間乾枯的狀態，只剩下的就只有淺困在角落的溪魚、溪蝦試圖奮力的浮游。
我無意指責任何人，但事實上現實面就是如此運作的，歷史的必然在後資本形成M型化曲線時，這樣的體制更加鞏固社會階層的流通，熱錢都在那裡，在資本市場上 流竄，但很少會注入到文化產業，而每當新世代次文化試圖對抗衝撞現存體制時，敗退下來的次文化族群所遺留的空缺，往往就被資本市場的自由經濟邏輯給取代， 說白了，就是消費主義下的消費行為，而這樣的經濟消費卻通常只停留在食衣住行的範圍。文化藝術必須量化後在市場上秤斤秤兩、逐字逐篇地販賣，然而文化藝術 背後遠超過量化商品蘊含的意義則逐漸消失殆盡。很不幸的，這樣的現象似乎開始成為一種因果輪迴的松鼠輪圈，許多人費力的向前跑，到最後卻發現仍在原地輪 轉。文化的種子每當試圖發新芽時，就被無情的商業線時給踩扁。
所以當我們開始追問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產生文化的自體性發展？尤其在台灣這樣以資本主義思考的經濟模式，與傳媒資訊的大量快速流通，如果我們將視野拉到 兩萬公尺上空以通訊衛星的角度來看，會發現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其實是避免不了外來文化勢力的入侵，早期漢人移民、荷蘭人、日本人、二次大戰逃難的難民、新 住民等等，而南島語系則又似乎從台灣開始向遼闊的太平洋遷徙，換言之，在這島嶼上，我們無法避免也無法阻止季風的吹襲，事實上，我們需要季風的吹襲，同時 也需要知道這個世界上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事。
然而，這樣是否就喪失了文化的主體性？或者再擴大一點範圍，那就是整個台灣自身文化的正當性問題：那就是當我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不斷引進外來文化的同時，這塊土地除了成為各種外力文化殖民角力競逐的場域外，是否我們還能保有具有主體性的文化發展？或許在每一次的文化探索當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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